邻避风险沟通场域中的话语之争、现实困境及对策研究
摘 要：近些年敏感性工程陆续兴建，由此引发的抗争性群体事件逐渐演变为社会风险源，有效风险沟通成为破解邻避冲突的关键环节。为探究邻避冲突产生的根源和邻避风险场域中不同主体之间的话语博弈机制，基于风险建构的社会竞技场和环境话语理论，运用话语分析方法探究了不同主体在邻避风险沟通场域中如何构建有利于自身话语模式的竞技说辞。依据话语要素清单，归纳提炼出“推动者”“反对者”和“扩散者”三类话语联盟背后的关键信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邻避风险沟通场域中沟通渠道受限、地位失衡、分化对立和目标偏离等现实困境。最后，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邻避风险场域多元主体之间实现“多维、平等、信任与协商”有效沟通的对策。
关键词：敏感性工程;邻避冲突;风险沟通;话语分析;话语联盟;
作者简介：
胡象明(1959-),男，湖北崇阳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风险评估与治理;;
高书平(1993-),女，河北邢台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风险评估与治理。;
一、问题缘起与理论框架
(一)问题缘起：如何破解敏感性工程建设中的邻避冲突?
近些年来，伴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诸如核电站、变电站、垃圾焚烧站及火葬场等敏感性工程陆续兴建，由于此类工程具有较强的风险潜在性、非自愿承担性、负外部性和规避高成本等特征，这就极易激起周边公众的敏感情绪、抵触情绪和利益冲突[1],导致这类工程在规划、选址、立项、审批和实施的过程中频频引发抗争性群体事件[2],并逐渐演变为我国转型时期重要的社会风险源[3]。因此，如何破解敏感性工程建设中的邻避冲突已成为我国地方政府面临的重大难题，亦是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
国内外学者关于邻避冲突，一方面主要从不同学科领域对邻避冲突的生成机理[4]、影响因素[5]、规制失灵及治理策略[6]等进行了广泛性研究，另一方面主要聚焦于邻避设施自身特征[7]、公众风险认知[8]及社会风险沟通[9]等对防范邻避风险和化解冲突进行了探索式研究。梳理研究发现，风险沟通处在风险管理圈中心地位[10](P14),是贯穿于风险管理各个环节的主线和不可或缺的支撑点[11]。早期的风险沟通被称之为“技术官僚路径”,其目的主要在于告知和说教处于被动地位的公众[12]。然而，遵循“决定-宣传-辩护”的线性风险沟通模式弊端不断暴露，不仅未能取得良好成效，反而激起了公众对政府、企业和专家等风险管理者极大不满和不信任情绪。因此，加强“多元协同”的有效风险沟通迫在眉睫，这是防范和化解邻避冲突的关键环节[13]。
一般而言，敏感性工程从规划选址、立项审批到实施运营环节，往往涉及到政府、运营企业和环境评估机构等多个主体，邻避冲突一旦爆发，他们就会主动或被动地与公众展开对话博弈[14],同时媒体、意见领袖和社会组织也被卷入到风险建构的社会竞技场中。但事实上，由于不同主体的悉数出场与公众之间存在许多博弈，加上新旧媒体对风险的表述存在分化和隔阂，以及意见领袖和社会组织不断涌现等共同导致了有效风险沟通缺位，这给原本就难以解决的邻避冲突罩上了一层扑朔迷离的薄雾。鉴于此，我们基于风险社会竞技场和环境话语理论框架，运用话语分析方法把关注点由邻避冲突本身转向不同主体对邻避问题的表达方式上，去理解邻避风险沟通场域中不同主体的话语模式竞技说辞，基于已形成的话语联盟分析揭示场域中的现实困境，并针对性地提出实现有效沟通的对策建议。
(二)风险社会竞技场与话语分析的理论框架
1.风险建构的社会竞技场
卡斯帕森创立的“风险社会放大框架”是阐释风险建构过程的理论工具[15],表明风险的建构存在一种社会放大效应[16]。其中，“社会站”囊括了政府、企业、专家、媒体、第三方等多个主体，他们利用不同的权力和资源在特定话语系统约束中以不同的方式描述、放大或缩小大型工程的风险。“个体放大站”中多是意见领袖和公众，他们对这些多元信息进行加工、整合形成风险认知，对其风险行为产生促进或抑制效用。汉尼根提出的“社会竞技场”是诠释风险建构结果的隐喻说法，该竞技场里最重要的活动议程是由专业化精英群体所主导[17](P122)。然而事实上，在精英群体设定的所谓议程中，公众这一关键性利益主体却势单力薄，仅参与到信息末端。由于归因偏差陷阱形成的不同主体认知差异在邻避事件中展露得十分明显[18],因此，我们将为了获得风险话语权而采取有意影响集体决策与政策的个体或群体资源动员行为衍生的博弈场域看作一种风险建构的社会竞技场[19]。
2.环境话语要素及类型学
任何一种风险都是由社会成员通过特定的符号或是话语系统所塑造的，风险建构的特征反映了风险竞技场里每个团体或机构不同的利益和价值[20],从“专家单一话语”到“多元话语分析”的关注标志着风险的建构特征得到了肯定与重视[21]。在福柯体系里，话语隐喻着权力，且权力具有一定的建构性即权力和知识构合在话语之中[22](P113)。汉尼根在话语表现形式基础上，引述了赫恩德和布朗构建的条理化环境三角修辞模型(见图1)[17](P39)。其中，占据三角最顶端的是权力机构制定政策决策时所宣告的言语即“规制话语”,占据三角底部两端的分别由专家依赖技术性数据所发表的证言即“科学话语”和由其他力量以强调自然的美丽、灵性和情感为基础所表达的语言即“诗意话语”,三大环境话语之间并不是相互排斥或纯粹分离的，而是相互交融和关联的。哈杰更进一步地创建了“话语联盟”分析框架，验证了语言与现实政治总是处在交互影响的过程中，同一问题不同话语会生成不同的故事情节，共享同一套话语的社会成员之间实则就形成了一种话语联盟[23](P59),政策过程便可视为争霸话语权而展开的相互竞争[24]。此外，依据德雷泽克的“话语建构了意义与关系”“话语本身是一种权力的标志，与政治权利密切相关”等重要观点[25](P9),对不同话语进行比较时，可以参考其提供的经典的话语分析要素清单和评估话语影响的要素清单[26](见表1)。
（图1 环境话语三角修辞模型 ）
（表1 话语分析及评价话语影响的要素清单）
3.理论分析探索及适用性
风险建构的社会竞技场理论和环境话语要素类型学，为理解邻避冲突中的权力关系和知识生产提供了重要的启发。首先，我们在赫恩德和布朗构建的三角修辞模型基础上作了进一步改进：其一，保留“规制话语”和“科学话语”,这恰好可以与风险建构的社会竞技场(尤其是邻避风险沟通场域)中的政府决策部门和环境评估机构对应起来。其二，将“诗意话语”纳入项目运营企业、利益受损公众、新闻传播媒体、关键意见领袖和草根社会组织多个主体，运用话语分析方法将其对应的话语模式分别归纳为“技术话语”“抗争话语”“舆论话语”“共鸣话语”和“公共话语”。然后，结合哈杰的“话语联盟”分析框架，我们发现在邻避风险沟通这一场域中，基于不同主体的话语联盟也可以被塑造凝练出来，并且可以借鉴德雷泽克经典的话语要素清单对话语联盟的关键要素做进一步分析，从而揭示邻避风险沟通场域中面临的现实困境，提出化解风险沟通困境的可能性思路。
二、邻避风险沟通场域中的不同话语之争
话语分析一般需要建立在对相关文本信息的广泛收集和批判性阅读基础上。为此，我们以“邻避冲突”“邻避风险”“风险场域”“风险沟通”“话语分析”“话语竞技”为关键词，从五种来源渠道(百度搜索引擎、 CNKI全文数据库、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号、知乎平台)广泛地搜集梳理了相关文章、论文、报纸及评论等资料。接着，我们采用“诠释-批判”的路径对资料信息进行了精细化、反思性和批判性解读分析，进而归纳提炼出在社会文化实践中不同主体话语模式的竞技说辞及其形成的话语联盟，并进一步探析隐藏于话语联盟语言现象背后的关键信息。
(一)不同话语模式的竞技
首先，依据邻避风险沟通场域中不同主体悉数出场顺序，我们力图把握其所发挥的作用、所处的位置和对应的话语模式。如图2所示，政府决策部门在该场域中作为风险的管理者和第一责任主体，发挥着主导的作用，位于三角模型的顶端，与之对应的是规制话语模式。项目运营企业在该场域中作为风险的制造者和责任主体之一，发挥着辅助政府的作用，位于三角模型的左端，与之对应的是技术话语模式。环境评估机构在该场域中作为第三方咨询机构和责任主体之一，与企业共同发挥辅助政府的作用，位于三角模型的右端，与之对应的是科学话语模式。利益受损公众在该场域中作为后续出场的风险承担者和受害者，被率先出场的政府、项目运营企业和环境评估机构包围夹击，陷入三角模型中间区域，只能被动地开辟有限话语空间，与之对应的是抗争话语模式。新闻传播媒体作为该场域中传播风险信息的媒介，对政府、项目运营企业、环境评估机构和公众之间的故事进行报道，位于三角模型的外围，与之对应的是舆论话语模式。关键意见领袖作为该场域中的活跃分子，发挥着过滤号召的作用，处于三角模型的外围，与之对应的是共鸣话语模式。草根社会组织作为该场域中第三部门，发挥公共领域角色的作用，同样处于三角模型的外围，与之对应的是公共话语模式。
其次，从宏观总体上看邻避风险沟通场域中不同话语模式呈现的强弱竞技局面。在邻避风险沟通场域中，政府决策部门、项目运营企业、环境评估机构三大责任主体处于强势场域，分别占据在三角模式的顶端和底部两端，通过规制话语、技术话语和科学话语搭建出稳固的竞技框架，优先主导话语权，往往将邻避风险客观主义说辞和权力关系混而谈之[14]。然而，作为后续出场的弱势群体利益受损公众[27](P54),被置于三角模型中间的弱势场域，为了能与政府、项目运营企业、环境评估机构三大责任主体对话或抗衡，只能被动地“伪参与”到邻避风险情境之中[28]。此外，传播媒体逐步分化出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两者在行为方式和话语构建中产生了明显的隔阂，逐渐形成“官方舆论”和“民间舆论”的“双重话语空间”,分别处于强势场域和弱势场域，使邻避风险在社会公众之间不断强化和扩散[29](P95)。同时，伴随全媒体时代信息资源的裂变式増长和互联网话语权的不断转移下沉，关键意见领袖和草根社会组织也应运而生，在风险沟通场域中往往表现出巨大的号召和动员力量，增强着抗争主体内部的组织力和凝聚力[30]。由此可见，邻避风险沟通场域中已形成了鲜明的“强势话语”和“弱势话语”两大对阵，呈现出激烈的话语博弈竞技局面。
（图2 邻避风险沟通场域中不同话语主体及话语模式的竞技）
【注释:图为作者自制，“实线”代表处于“强势”场域，“虚线”代表处于“弱势”场域，“箭头”代表指向】
(二)不同话语模式的说辞
1.政府决策部门——规制话语
政府决策部门往往是敏感性工程项目决策的主导者和推动者，其规制话语主要分解为以下三种：一是规划发展说辞，例如核电站是为了响应“国家战略”发展需要，垃圾焚烧是为了解决“垃圾围城”燃眉之急，变电站是为了缓解“能源紧张”危机困境，以此强调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公共服务的“不可或缺性”。二是政策实施说辞，例如地方政府通常引用中央或上级政策“文本系统”中的概念话语，从中找寻“上级已下文了”“上级已批复了”“工作部署要求”等政策话语，以“壮士断腕”的修辞手法表达政策实施的决心。三是压力维稳说辞，例如由于我国政治经济体制的特殊性，在中央系列工作部署中，基层政府无疑成为“维稳”的第一线，面临“自上而下”的上级考核压力、“同级地区”的赶超压力和“自下而上”的公众压力等，尤其把公众的抗议、示威和罢工等行为视为“社会稳定的敏感点”,一旦冲突事件爆发，便立即采取带有“维护稳定”的话语方式和行动进行压制，以维持社会秩序和社会和谐。
2.项目运营企业——技术话语
项目运营企业往往是敏感性工程项目的实施者和执行者，技术话语主要可分解为以下三种：一是专技安保说辞，例如企业包揽着诸如对“核辐射”“二噁英”“热灼减率”“垃圾储存池”“磁性热解处理”“高温好氧发酵技术”“机械炉排炉技术”和“智能化变电站技术”等晦涩难懂的工艺技术和专业词汇的解释权，强调其技术的专业性、安全性和环保性等，试图打消公众的疑虑。二是经验丰富说辞[14],例如企业通常依托于“国外经验表明”“国内已应用过”等话语对成功案例进行讲解，强调其自身技术经验的丰富性和可靠性。三是可行可控说辞，例如企业往往通过“已经过多轮可行性论证”“政府审批依据都有”“手续合理可控”等话语强调其自身资质和能力，解释公众之忧虑皆是多虑，并对公众进行“无风险”强化。
3.环境评估机构——科学话语
环境评估机构往往是敏感性工程项目的第三方咨询机构，其科学话语主要分解为以下两种：一是科学知识说辞，环评机构主要是由领域内颇具专业性和高科技背景的专家们组成，他们运用“科学知识”和“专业知识”等得天独厚的优势话语对环境风险进行识别与评估，为政府和企业提供权威的知识支持和依据，以此满足公众对“风险知识”的渴望，解惑公众的“常民知识”。二是数据报告说辞[14],环评机构在对敏感性工程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民意调查和预测评估后，出具图文并茂、数据丰富、模型推导、表格林立、技术可行性分析的书面文件，包括“环评报告”“风险评估文件”和“专家意见书”等，以此作为支撑其科学话语的重要依托。一些“可接受范围内”风险评估结论，无疑美化了其所应当具有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4.利益受损公众——抗争话语
利益受损群众作为敏感性工程风险的承担者或受害者，其抗争话语主要分解为以下三种：一是安全风险说辞，例如公众认为由于工程性质和技术水平等因素，客观安全风险“难以消除”“难以估量”,运用“核辐射”“光污染”“噪声污染”“空气污染”“危害健康”“危害后代”“危及生命”和“破坏生态”等话语表达其对安全风险的担忧和抗争。二是利益风险说辞[31],例如公众认为敏感性工程会带来各种利益的重新分配，故常常使用“补偿款长期不到位”“补偿资金被挤占挪用”“项目挤占市场”“影响就业和生计”“土地强制被征”等话语表达其对利益损益风险不满和抗争。三是信任风险说辞[32],例如由于“公众参与不充分”造成公众与决策者和建设者之间“信息不对称”,加上决策方“暗箱操作”、建设方“野蛮施工”“深夜施工”“偷工减料”和“操作瑕疵”等、评估方“弄虚作假”和“隐瞒否认”等不当行为，从而引发公众信任风险。
5.新闻传播媒体——舆论话语
伴随网络技术和自媒体行业发展，作为传播邻避风险的大喇叭和扩音器，传播媒体逐渐分化形成“官方舆论”和“民间舆论”的“双重话语”空间。长期以来，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等传统主流媒体通常被视为政府部门的“喉舌”[33],往往受到“科层制”和风险管理者的干预的影响，报道和披露上相对比较节制。但是，也偶有使用“低毒”“无公害”“尚无证据表明”等话语[34],对已经或即将发生的事故进行淡化处理或视而不见，试图封锁或掩盖风险信息。当传统媒体和政府部门面对突发公共事件，在短时间内无法发布权威的官方信息，新兴媒体的“碎片化传播”便“乘虚而入”。诸如微博、微信、贴吧等新兴媒体日益成为“民意”表达平台，突破了传统媒体的垄断格局，产生“裂变式”传播，最终形成网络舆论拉锯战。
6.关键意见领袖——共鸣话语
关键意见领袖往往是传播邻避风险的中介者和活跃分子，其话语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公共议题说辞，例如意见领袖通常利用自身学历、知识、人脉和信息的高位优势引发社会话题、设置公共议题、引导舆论走向，扮演着“触发器”“过滤器”和为“沉默的大多数”发声的角色，他们能及时地“切中时弊”把风险信息集成微语言传递给公众，引起公众思想共鸣。二是道德情绪说辞，例如意见领袖通常会采用积极的(如“满意”“高兴”“舒服”等)或消极的(如“厌恶”“愤怒”“恐惧”等)、正面的(如“尽职尽责”“诚实”“好感”)或负面的(“责任缺失”“虚伪”“反感”等)道德情绪话语，对社会事件或组织道德行为表达其价值取向和道德判断，通过道德情绪感染、激发或影响着公众的情绪状态、情绪体验、道德行为和风险认知，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对项目污名化产生作用。
7.草根社会组织——公共话语
草根社会组织往往是邻避风险链条的第三部门，其公共话语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公共价值说辞[35],例如草根社会组织针对政府官方正式或非正式等文本，往往会引入“公众诉求”和“社会诉求”等多方利益偏好，以“公共价值生产”为核心战略，链接政府、企业和公众等力量，抓住媒体舆论的机遇来呼吁“公共性价值”,试图寻找“最大公约数”,以此提供“公共服务”或“公共物品”,展现“民主氛围”和“公共价值共识”。二是利益协调说辞，例如社会组织的“非政治性(非政府性)”和“非私人性(非营利性)”,意味着其既能够在政治权力之外发挥其论证和反思政治权力公共性及合法性的话语功能，又能够超脱私人利益和个人利益，利用自身理性的、常态的和高效的“组织化”表达优势成为“公共利益”的“表达者”甚至“维护者”,进而有效地克服原子化的个人在利益表达方面的低效和无效等弊端。
三、基于话语联盟的风险沟通场域中现实困境分析
(一)邻避风险沟通场域中现存的话语联盟
结合以往研究成果，基于前文邻避风险沟通场域中不同主体话语模式的竞技说辞的关切点和特点，我们归纳提炼出“推动者”“反对者”和“扩散者”三种话语联盟，借鉴话语要素清单进一步探析话语联盟背后隐藏的关键要素信息。
1.“推动者”话语联盟
对敏感性工程持响应、赞同或支持等类似态度的陈述和说辞可以纳为“推动者”话语联盟，该联盟涉及的行动者主要有政府决策部门、项目运营企业和环境评估机构。该联盟的核心价值观是响应国家发展要求、提升整体效益和实现科学可持续等取向[36]。其中，政府和项目运营企业侧重于讨论经济价值对国计民生的重大意义、公共服务对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等假定关系，环境评估机构基于所谓的科学环评报告，试图为政府和企业“正名”。概言之，“推动者”联盟的行动动机是利用政府的权威性、企业的技术性、环境评估机构的科学性，三大主体共享同一套话语与其他主体展开竞争。“推动者”联盟塑造的关键性隐喻和其它修辞包括“国家战略”“技术经验”和“环评报告”等，对应的是社会资本和可持续发展理论。“推动者”话语联盟有助于贯彻落实国家大政方针、促进科学可持续发展、拉动就业、便利生活和丰富文化等，但是，在批判者看来，该联盟中的政府部门往往是“自上而下”地发布信息，甚至出现政企共谋现象，这种单向、封闭和低效的话语模式已远远落后于现实社会的发展。
2.“反对者”话语联盟
对敏感性工程持拒绝、抗争或反对等类似态度的陈述和说辞可以归纳为“反对者”话语联盟，该联盟涉及的行动者主要有利益受损公众。该联盟的核心价值观主要是谋求长远生存、保证生命安全和创建美好未来等取向，往往基于公民合法权益、保卫家园和风险社会，侧重讨论敏感性工程设施带来的负面影响与自身安全、利益和信任风险感知之间的假定关系。“反对者”联盟采取集体示威和游行等抵抗行为的动机是争取知情权、参与权及利益表达机会。“反对者”话语联盟常常采用“不能不讲道理”“偷工减料、以次充好”和“都是遮羞布”等关键性隐喻和其它修辞来形容政府部门决策行为、项目运营企业建设行为和环境评估机构评估行为，对应的是公民参与理论和风险社会理论。“反对者”话语联盟的影响，一方面体现在敦促相关部门发布的关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官方文件，另一方面体现在督促相关部门完善利益补偿机制等。此外，“反对者”也在不断地调整或改变自身的生活和生产方式以适应新环境。然而，在批判者看来，“反对者”话语联盟更大程度是在扩大污名化效应，带有不理性行为色彩，这种冲动、鲁莽的话语模式，其实是一种无知和过度敏感的表现形式。
3.“扩散者”话语联盟
对敏感性工程不明确立场但会影响舆论流量或走向的陈述和说辞可以归纳为“扩散者”话语联盟，该联盟涉及的行动者主要有新闻传播媒体、关键意见领袖和草根社会组织。该联盟的核心价值观主要是追求客观事实、兼顾公平与效率等取向，往往基于已建构的公共物品、社会民生和意识形态等基本实体，侧重于讨论政府、项目运营企业、环境评估机构与公众对邻避风险的感知不同这一被假定关系。扩散者“话语联盟的动机是扩大风险信息的受众群体，激发多个主体对公共议题的参与程度，尽可能地实现求同存异”。扩散者话语联盟通常采用“众所周知”“广而告之”“博人眼球”“捕获敏感”等关键性隐喻和其它修辞来对阐述、扩散或评价邻避风险信息，对应的是风险放大理论和社会影响评价理论。“扩散者”话语联盟既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政策变迁过程，又在不同程度上引导着社会舆论的走向、丰富了网络文化多样性。但是，在批判者眼中，“扩散者”话语联盟的利益点在于利用争议话题、风险隐患和弱势群体的生存等信息带来流量和公众认可度，媒体、关键意见领袖和草根社会组织实际上并不能真正做到坚持客观、独立和真实等原则，他们偶尔以带有偏见性话语为某一方“打抱不平”引导其情绪或者“找茬”误导“推动者”和“反对者”针锋相对，存在流动性较强、组织化和专业化程度不高的缺陷和弊端。
(二)邻避风险沟通场域中的现实困境分析
通过归纳、提炼和总结，我们发现，目前在邻避风险沟通场域中存在“推动者”“反对者”和“扩散者”三大话语联盟，不同话语联盟主体之间在风险沟通的渠道、地位、分化和目的上存在以下现实困境。
1.沟通渠道局限：“单向—链条”式发布
在邻避风险沟通场域中，“推动者”话语联盟中的政府往往保持着其传统固化的管控思维惯性，采用“自上而下”的单向式信息发布形式，既不能建立起定点与目的点之外的第三者联系，也不能建立从目的点到起定点之间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垄断了邻避设施“是否要建”“在哪里建”和“如何兴建”等关键议题决策权，排斥公众参与政策过程，甚至刻意延迟、隐瞒或回避一些重要的项目风险评估和相关信息数据，形成与项目运营企业各取所需却贻害地方公众的局面。“反对者”话语联盟中的公众往往处于风险沟通的终端，所反映的问题受认知水平影响一般较为繁多且杂乱，这就导致其真实想法和自身诉求不能被及时地接收和处理。加上公众与政府、项目运营企业、环境评估机构之间的沟通渠道和平台本来就十分有限，这就使得“反对者”话语联盟与“推动者”话语联盟之间难以实现有效的风险沟通。此外，诸多实践经验表明，“推动者”联盟的“单向—链条”式风险信息传播路径很容易导致公众产生错误风险认知。被刻意过滤的邻避风险信息极容易导致公众低估某种风险的严重性，而不能将风险防范未然，被迫承担突发事件的重大灾难后果。
2.沟通地位失衡：“强势—弱势”间博弈
在邻避风险沟通场域中，“推动者”话语联盟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发展理念，同时是邻避项目政策的主导者、实施者、执行者和责任主体，处于优势地位和强势场域，他们不仅拥有强大的社会资源整合和吸附能力，还具有强大的专业知识和话语体系的建构能力，掌握着灾难、祸患、危机等风险的辨别、定义和转移的论述权力，并想方设法使敏感性工程的建设变得尽可能合法化。政府倾向于行使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推动政策实施，环境评估机构倾向使用科学理论和数据报告来驱散“反对者”话语联盟的担心和恐慌。尤其是政府决策部门、项目运营企业、环境评估机构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基于全面的科学理论储备和经济实力站在同一“战线”上，而“反对者”联盟的科学素养与经济实力却十分薄弱，只能在被包围有限的空间内被动地调整、开辟极其薄弱的话语空间。“扩散者”联盟在沟通场域中直接或间接地激发“推动者”和“反对者”两大联盟的话语之争，若不能正确引导话语走向，必将导致更为悬殊的强弱博弈。
3.沟通分化对立：“忽视—对抗”式解读
在邻避风险沟通场域中，“推动者”“反对者”和“扩散者”三大话语联盟立场与关注焦点存在明显差异，语言风格也截然不同。“推动者”话语联盟往往聚焦于建设敏感性工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强调此类工程设施在区域范围内带来的收益价值和对国计民生和稳定社会的重大意义，但忽视了“反对者”话语联盟对安全、利益与信任的关切程度、真实诉求，这就必然导致“反对者”联盟对“推动者”联盟出现对抗式解读。“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和“不闹不解决”的政治参与实践和邻避污名化效应，塑造了“反对者”联盟在敏感性工程建设中产生对抗式的行为“惯性”,若“推动者”联盟失去公信力，便会陷入“塔西佗陷阱”。在邻避事件中，官方舆论的背后其实也隐藏着权力的傲慢，对民间舆论往往持忽视的态度，官方媒体和新兴媒体对话机制缺失，以及关键意见领袖和草根社会组织的推动，同时滋生了民间舆论对官方话语的对抗式解读。“扩散者”联盟过于追求社会舆论影响力和流量，在一定程度上也升级了“污名化效应”,强化着“反对者”联盟对“推动者”联盟话语的对抗式解读。
4.沟通目标偏离：“说服—平息”非协调
在邻避风险沟通场域中，在“推动者”话语联盟与“反对者”话语联盟的风险沟通的话语博弈中，我们可以发现，“推动者”联盟经常将协调变成说服公众的过程，如果公众没有接受其相关的解释说明，“推动者”联盟通常会认为该现象是由于“反对者”联盟对技术的无知引发的胆怯所导致，这就导致双方在风险沟通过程中都逐渐偏离了原本要“协调”的目标。当公众诉求没有得到政府及时回应之后，公众开始转向自媒体力量，从而酝酿并形成群体行动。而此时，“推动者”联盟为了社会刚性稳定的目标，却不惜以放弃敏感性工程的建设为代价来寻求妥协，以换取公众群体行动的平息。同时，“扩散者”不当的舆论也极容易激发“反对者”的情绪，会进一步加深沟通目标偏离的程度。
四、对策建议
在邻避冲突事件中，有效的风险沟通机制的缺失，不仅增强利益受损公众的风险感知和负面情绪体验，而且会导致公众对邻避风险的认知偏差，进而增强他们对于政府决策部门、项目运营企业、环境评估机构、新闻传播媒体甚至关键意见领袖和草根社会组织等主体的不信任感。在敏感性工程本就存在的客观风险基础上，叠加上人文心理风险，形成社会风险的再生产，进一步加剧邻避风险治理的难度。因此，结合前文邻避风险沟通场域中话语竞技和现实困境的分析，在此提出如下实现有效风险沟通的对策建议：
(一)拓宽沟通渠道：“多维—蜂巢”式传播
在传统的“单项—链条”式信息发布形式中，“推动者”联盟和“反对者”联盟之间无法通过更多的渠道实现风险信息的双向互动和交流。因此，有必要拓宽风险沟通渠道即采用“多维—蜂巢”式传播路径。在该传播过程中，“推动者”联盟的信息可以在一瞬间从政府传达到多个关键节点，再经由各个关键节点迅速散布开来，这样每个节点的受众都可以产生新的信息点，进而实现信息几何级的扩展，信息节点间的参与度和互动频率也会更高。“多维—蜂巢”式传播，一方面意味着“推动者”联盟尤其是政府，首先要打破传统固化的管理与控制思维，为“反对者”联盟拓宽多样申诉、信访等制度化信息沟通渠道，在此基础上实现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意见表达并求同存异；另一方面也意味着，邻避风险沟通场域中话语联盟各大主体既是风险信息的接受者，同时又可以对风险信息进行加工与再传播，丰富多样的沟通渠道是承担“推动者”和“反对者”不同利益主体之间重要的沟通桥梁。此外，“扩散者”联盟也应该发挥其独特的优势，逐渐开拓出“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沟通渠道，为“反对者”参与邻避风险沟通提供非制度性途径。
(二)调整沟通地位：“平等—互动”型谈判
原有的“强势—弱势”间博弈，主要是因为“推动者”联盟和“反对者”联盟所处的不平等的悬殊地位，才导致对邻避风险的感知和界定上各持己见，加之“扩散者”联盟的激化，甚至出现针锋相对的现象。因此，“推动者”联盟尤其是政府应该改变以往高傲主导者的姿态，确保风险信息发布的真实性、完整性和时效性，以平等的态度充分保障公众对敏感性工程的知情权和表达权，提升公众在沟通场域中的地位，最大程度地保证公众话语权。项目运营企业必须改变以往过度依靠政府部门的作为，以良好的品牌信誉、过硬的技术能力、可行完备的方案和真诚负责的态度主动地与“反对者”联盟进行平等沟通。环境评估机构充分利用听证会和论证会等形式公开听取和征求公众意见，力求环评报告的真实性、科学性和可靠性，建立各方平等互动对话的制度。公众可以通过质疑审批许可上的程序漏洞、环评报告的可靠性以及对伦理话语的反“钳制”开辟自身的话语空间[14],努力提升自身在沟通场域中的地位，同“推动者”联盟开展话语竞技。“扩散者”联盟应该坚持客观、独立和求真的原则，以中立平等的地位报道信息。
(三)打通彼此隔阂：“信任—包容”式融合
“推动者”话语联盟与“反对者”话语联盟之间应该建立起对彼此的尊重和信任，包容式地看待对方的优势与不足，尽可能地避免事态升级，跳出敏感性工程“一建就闹”和“一闹就停”的困境，才能实现有效风险沟通对话。“扩散者”话语联盟中，首先官方媒体只有摆脱“高冷”和“高傲”,重视新兴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关键意见领袖的过滤号召作用、草根社会组织的公共领域角色，才能够在一个开放的、自由的和包容的自媒体时代继续发挥媒体的社会影响力和得到更多的公众认可度。其次，官方舆论应该改变传统的“居高临下”的语言风格，避免使用官话、套话和晦涩难懂的专业话语解读敏感性工程建设的相关政策，关键意见领袖和草根社会组织也应该以信任和包容的姿态注意言行举止，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正确引导社会舆论方向和公众关注点。
(四)搭建共识平台：“协商—民主”式参与
立足新时代下本土语境与场域，结合协商式政策搭建一种有利于相关各方平等协商、合作共赢的平台，无疑是消弭公众认知偏差进而实现有效沟通和公平对话的重要制度保障。结合当前疫情形势，建议在“推动者”“反对者”和“扩散者”三大话语联盟中间改造出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共识会议、协商民意测评、愿景工作坊、专题小组和公民陪审团等具体协商机制，让公众与政府、项目运营企业和环境评估专家在反复沟通与讨论中消弭认知偏差，从规范性、程序性和操作性三个层次推进协商。探索邻避社区环境圆桌对话机制和居民全过程参与机制，让他们对敏感性工程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有信心、能放心、更舒心。以此为契机，提升邻避冲突的制度化解决机制，培养相关各方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的长效沟通机制。
[1]谭爽，胡象明.邻避型社会稳定风险的政府决策模式构建———基于公众行为的解析[J].中国社会公共安全研究报告，2015，(1)．
[2]陶鹏，童星.邻避型群体性事件及其治理[J].南京社会科学，2010，(8)．
[3]田鹏，陈绍军.邻避风险的运作机制研究[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6).
[4]谭爽，胡象明.公民性视域下我国邻避冲突的生成机理探析———基于10起典型案例的考察[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5)．
[5]万筠，王佃利.中国邻避冲突结果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40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J].公共管理学报，2019，(1).
[6]鄢德奎.中国邻避冲突规制失灵与治理策略研究———基于531起邻避冲突个案的实证分析[J].中国软科学，2019，(9)．
[7]Dear，Michael. Understanding and Overcoming the NIMBY Syndrome[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1992，(3)．
[8]胡象明.敏感性工程社会稳定风险事件———过程模型和参与者行动逻辑[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2)．
[9]詹承豫，赵博然.风险交流还是利益协调: 地方政府社会风险沟通特征研究———基于30起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多案例分析[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9，(1)．
[10]Council N. Improving Risk Communication: Working Papers[M]. Washington，DC: 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1989．
[11]Keeney R L，Winterfeldt D V. Improving Risk Communication[J].Risk Analysis，2010，(4)．
[12]Grabill J T，Simmons W M．Toward a critical rhetoric of risk communication: Producing citizens and the role of technical communicators[J].Technical Communication Quarterly，1998，(4)．
[13]刘波，杨芮，王彬．“多元协同”如何实现有效的风险沟通? ———态度、能力和关系质量的影响[J].公共行政评论，2019，(5)．
[14]卜玉梅. 邻避风险沟通场域中的话语竞技及其对冲突化解的启示[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5)．
[15]Kasperson R．E．，Renn O．，Slovic P．，Brown H．S．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A Conceptual Framework[J].Risk Analysis，1988，(2)．
[16]刘岩.风险的社会建构: 过程机制与放大效应[J].天津社会科学，2010，(5)．
[17]约翰·汉尼根.环境社会学[M].洪大用，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18]肖梦黎，陈肇新.突发公共危机治理中的风险沟通模式———基于专家知识与民众认知差异的视角[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6)．
[19]郭雪松，朱正威.社会竞技场视角下我国群体性事件系统思考[J].中国行政管理，2010，(4)．
[20]Johnson，B．B．，V．T．Covello．The social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risk: Essays on risk selection and per ception[J].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2012．
[21]谢立中.多元话语分析: 以社会分层研究为例[J]. 社会学研究，2008，(1)．
[22]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 三联书店，2003．
[23]Hajer M．The politics of environmental discourse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and the policy process[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24]Hajer M．A Frame in the Fields: policymaking and the reinvention of politics[A]. HAJER M，WAGENAAR H．Deliberative Policy Analysis: Understanding Govemance in the Network Society[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25]约翰·德雷泽克.地球政治学: 环境话语[M].蔺雪春，郭晨星，译.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
[26]李亚，何鉴孜.耕地红线的话语之争———可持续发展背后的争论及其思考[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
[27]詹姆斯·斯科特.弱者的武器[M].郑广怀，等，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2007．
[28]谭笑．技术问题决策中的专家话语和公众话语———柯林斯《重思专能》的方案[J].开放时代，2014，(6)．
[29]王佃利，等.邻避困境: 城市治理的挑战与转[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30]赵宬斐.多元舆论场中党的舆论引导能力研究[J].政治学研究，2014，(1) ．
[31]胡象明，刘浩然.大型工程社会稳定风险形成的客观逻辑[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18，(3)．
[32]张湖波，刘铁忠，张湖源，李萧薇.冲突信息条件下的风险沟通建模与仿真[J].管理学报，2019，(7)．
[33]张乐，童星.事件、争论与权力: 风险场域的运作逻辑[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3)．
[34]项一嵚，张涛甫.试论大众媒介的风险感知———以宁波PX事件的媒介风险感知为例[J].新闻大学，2013，(4)．
[35]谭爽，张晓彤.“弱位”何以生“巧劲”? ———中国草根NGO推进棘手问题治理的行动逻辑研究[J].公共管理学报，2021，(4)．
[36]王佃利，王玉龙，于棋.从“邻避管控”到“邻避治理”: 中国邻避问题治理路径转型[J].中国行政管理，2017，(5)．
【原文载于《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民间眼光：虚构、非虚构与女性文学创作的可能性
丝绸之路视阈下西方“异托邦”营造的“中国风”
从汉代天象图看汉人的宇宙观念